作为政治表达形式的发型有很多种。1920年代，轻佻时代的自由通过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的波波头和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的世界主义伊顿头(Eton crop)来表达。1960年代，民权运动人士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爆炸头成为了这一运动的象征。1980年代，朋克配上带刺的鸡冠头带动了反传统的美学。2014年，时装设计师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剃掉头发，以唤起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而在2015年，演员罗斯·麦克高恩Rose McGowan剪下头发，在她的回忆录《勇敢Brave》中解释道，她希望自己看起来不再让人觉得像“幻想的性玩具”。在麦克高恩McGowan声称于1997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被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强奸后，她于2017年继续推动#MeTo运动。
“从最早的时候起，头发就一直被用来表达政治和个人信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屡见不鲜。”头发历史学家瑞切尔·吉布森Rachael Gibson（@thehairhistorian）告诉Vogue，“随着自然发已被视为那场运动和其’黑本美丽’精神的重要标志，爆炸头风格与公民权利建立起了内在联系；1980年代，光头代表了对传统所接受的社会美学的叛逆和拒绝。1786年的发粉税导致了对男性假发的大面积排斥，并带来了一种新的，短而自然的发型运动。头发总能为更深刻的事物提供一个视觉捷径。”
染发叛乱
头发的颜色也可以突出目标。当朋克乐队Pussy Riot的成员纳迪亚·托洛孔尼科娃Nadya Tolokonnikova于2015年在莫斯科的Bolotnaya广场被捕时，她的头发部分染成了绿色，以搭配她所穿的俄罗斯监狱服，代表被监禁妇女抗议。在今年10月的英国，漂白伦敦(Bleach London)将黑色的“反抗灭绝”符号画在了一个抗议者鲜黄的超短发型上（与周围警察部队所穿的反光背心颜色相同）。现在全球公认的反抗灭绝标志代表着地球，中间有一个沙漏，表明地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与时尚不同，头发是一种进入你所认同人群的潮流或视觉象征的更容易的方式。”吉布森Gibson说，“你可能买不起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的服装，但Bic剃须刀和一些廉价染发剂同样能帮你向世界展示你与朋克运动站在一起。”
“头发也可以作为政治信仰的画布。”吉布森Gibson继续说，“在18世纪，法国妇女在假发上戴上模型船和旗帜，以显示她们对军事战斗的支持和忠诚。”在201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她的发髻颈部戴了一枚#TimesUp别针，表示她对反性骚扰运动的支持。
后特朗普发型等
头发可以说话。TheCut于201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后特朗普发型的文章记录了在他当选总统后发生的普遍性发型转换现象，妇女们放弃了柔和的发型和金色的亮点，转向了深色，以及大幅的剪发。“当看到地板上那么多的金发时，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华盛顿丹尼尔沙龙(Daniel’s Salon)的创意总监妮可·巴特勒NicoleButler告诉出版商：“这就像大规模的独立宣告。”
70年代嬉皮士的长发也反映了反叛和抗议。“20世纪7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年轻人的头发越留越长，这不仅是对父母整洁、整齐风格的否定，他们也是通过发型与干净利索、制服、军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来表明他们排斥冲突。”
在弗里达·卡洛FridaKahlo的《剪短发自画像（1940）》中，这位剪完短发的歌手拿着留有刚剪断辫子的剪刀，头发散落在地板上，上方还有一首墨西哥歌曲的歌词：“看，如果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头发。现在，你已经没有头发，我不再爱你了。”MoMa艺术评论家认为，这象征着她在1939年与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离婚并发誓要自给自足后，新的自主。
“头发附带了很多的情感和身份认同，这通常是由更广泛的社会赋予的，而不是其本人。”吉布森Gibson说，“例如，直到相对近代（大约20世纪20年代），女性才被允许对长发发型做出改变，或是在公众场合松开头发。人们期望女性留起长发，以此作为女性气质和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后续价值的一个标志。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当女性开始剪短发时，引起了广泛的丑闻。事实上，男人对女人的外表拥有所有权，以至于父亲们甚至试图对未经允许给女儿剪短发的理发师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在更现代的时代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当时，维达尔·萨松Vidal Sasson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的即洗波波头让女性摆脱了每周一次的漫长理发沙龙之旅，从而让她们能有时间用于工作或以其他方式打发自己的时间。”
为社会变革而战
知觉研究所PerceptionInstitute在201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拥有自然发质的黑人女性在工作场所会受到偏见，在其之前紧跟着就是贞德·琼斯ChastityJones案，后者在2010年因拒绝剪掉脏辫而使得一份阿拉巴马州的工作offer作废。今年早些时候，在几起诉讼的支持下，纽约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了基于头发的种族歧视。纽约市人权委员会在2月份发布的新准则中宣称，人们享有留有“自然发型，经过处理或未经处理的发型，例如结发、玉米辫、麻花辫、辫子、班图结、渐变、爆炸头，和/或将头发留成未梳剪状态”的权利。
最近，纽约女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 Cortez在发型和颜色上的花费上了专栏，但那些受压迫的人们所用的款式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登上报纸。今年的国际妇女节（3月8日），伊朗三名未戴头巾的妇女在德黑兰地铁上向女性乘客献花，以和平方式抗议本国的强制性头巾法。他们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2019年7月31日，莫尼雷·阿拉布沙希Monireh Arabshahi、她的女儿亚萨曼·阿里亚尼Yasaman Aryani和莫吉甘·克沙瓦尔兹Mojgan Keshavarz因“鼓励和提供腐败和卖淫”等罪名被判处共55年的监禁。
此前，伊朗人权律师纳斯林·索图德Nasrin Sotoudeh据其家人称，因支持同一事业而在3月份被判处38年监禁和148下鞭刑。2017年，维达·莫瓦赫德Vida Movahed站在德黑兰繁忙的革命大道一处设施箱上，用棍子舞动着白色的头巾，因而遭到拘留。这促使更多的妇女站了出来，但随后都被逮捕；#革命大道的女孩(TheGirlsofRevolutionStreet)被视为伊朗的#MeToo。9月2日，29岁的萨哈尔·霍达亚里Sahar Khodayari在得知自己可能因试图进入一个足球场（那里禁止妇女进入）而被监禁6个月后，在德黑兰的一个法院外自焚。一周后她不治身亡。
性别政治与头发
在阿富汗，为了自由和家庭地位而把女孩伪装成男孩的秘密做法被称为“bacha posh”（“打扮成男孩”），瑞典调查记者珍妮·诺德伯格Jenny Nordberg在她的书《喀布尔的地下女孩》中记录了这一做法。“在法律广泛缺失的社会中，一个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视为孱弱，父母的未来没有希望，而儿子和男人都被视为一种硬通货和力量的衡量标准，并以此发挥作用。”诺德伯格Nordberg告诉Vogue，“把一个阿富汗女孩变成一个‘bacha posh’首先需要的就是理发。阿富汗议员阿齐塔Azita [拉法Rafat] 的小女儿从小时候就扮作男孩，用他的话说这相当简单：去理发店，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衬衫，把名字从“Manoush”改成听起来更阳刚的“Mehran”。
她的家人开始享受扮作男孩在实施严格性别隔离的阿富汗文化中所带来的好处。“她被允许参加体育运动，骑自行车，还有坐在父亲旁边的乘客座位上，她的父亲为自己旁边有个假扮的儿子而感到自豪。梅兰Mehran甚至可以护送她的姐妹们在邻里附近活动，那里的所有女孩都因为家中有男孩的表象而得到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在某些国家，理发正是为妇女和女孩能够走出家门所要支付一笔小费用。”
